二、晚清政治史
2007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虽然依旧处于式微的状态，但也依旧可以看到政治史作为传统研究主要领域有着坚实基础，此外，对戊戌之后一些历史事件的研究有所深入。
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茅海建循着其前两年的研究继续深入，通过对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康有为自写年谱”与多种《康有为自编年谱》的细心校勘、考察，认为《我史》“已经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一些著作是“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又对2006年发表于《近代史研究》上的房德邻和贾小叶文章进行答辩。对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从解释学的角度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若没有立足于当时的历史场景(包括历史制度、历史人物)的深刻把握，不同的理解则可以看作判断研究者高下之分的主要角度。⑤孔祥吉通过新发现的藏于美国New Hampshire的莱溪居主人处容闳呈递给翁同龢的档案文献，厘清变法期间容闳为康有为出谋划策，建议以美国为蓝图，设立银行、修筑全国铁路、兴学练兵及大举借款、兴办新政的过程。但这个宏伟的计划由于本身过于庞大难以实施，而且维新分子也不懂得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最后变成一纸空文，被束之高阁。⑥
关于庚子之变的研究，陆玉芹、李荣庆对袁昶、许景澄二人在被杀前所写的三份奏折的真伪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所谓的‘三折’中，只有第一折是袁昶起草并欲联合许景澄上奏，但最后并未上奏，而二、三两折都是他人杜撰的”。作者还对于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进行了社会心理学的分析。⑦
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较多涉及清政府自身变革问题。田涛考察了课吏馆，认为它因清政府整顿吏治而设，但地方政府则将之作为缓解仕途压力的一种办法。在管理上，清政府虽也力图注重实务、实学，但课吏之举依旧流于虚文，仍然没有解决官员队伍问题。⑧徐建平考察了顺直咨议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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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5期。
⑥孔祥吉：《略论容闳对美国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⑦陆玉芹、李荣庆：《袁昶、许景澄庚子“三折”质疑》，《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⑧田涛：《清末课吏馆述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功能，认为这个机构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理念用于实践，并通过使行政决策权发生位移，推动地方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发展。同时，它针对地方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重点对地方政府权力予以转移和监督。①关晓红研究了作为清末行政系统改革重要手段的直省会议厅，认为其设立之初是为了有限度地公开决策过程并将决策权部分向士绅开放。但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之后，会议厅的决策功能因督抚独断的强化而削弱。②
关于新政中的皇帝和官员，有几篇文章作了研究。叶晓青研究了以往甚少涉及的光绪帝在庚子后的个人行为，揭示出光绪帝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一直在阅读立宪书籍，积极为立宪做准备，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心存希望的皇帝的形象。李志茗考察了袁世凯的幕府，揭示这一传统机构是如何参与到新政中去的，认为袁世凯广泛网罗人才充实自己的幕府，以此帮助自己在直隶总督任上举行各项新政，对直隶和全国的新政推行都有很大的作用。③张小强考察了湖北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并非有学者所谓的存在某种默契，只是张氏后来卸磨杀驴。实则不存在默契，张氏在唐氏被捕之后甚至还有施以援手的可能。④崔志海考察了茂生洋行与署理陕西巡抚端方之间的经济纠纷，由此揭示出《辛丑条约》之后，官员已然有“以存款或借款名义隐性投资票号和钱庄业”的可能性，而美国政府将扶持清廷内亲外的改革派官员作为其影响清廷朝政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⑤
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一个讨论较多的问题是满汉关系。朱东安认为，辛亥革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一是排满，一是革命。袁世凯在1908年下台时与满洲贵族发生了矛盾，因而与革命派在排满的层面相通，并共同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任务，此后即与革命派发生了冲突。革命派、立宪派和袁世凯都应该列入辛亥革命的“合力”之中。⑥汪利平认为，杭州驻防旗人的经历表明，旗人的特权虽然一直存在，但并不是晚清反满浪潮的直接诱发因素，汉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才使得“满族问题”被提升到全国层面，使杭州旗人最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的牺牲品。⑦万保君认为，在西安、杭州等地满营“被屠杀”的消息传来之后，成都的满营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与当时的历史情景有很大的关系，即成都旗人没有参与过对革命活动的镇压、与汉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和睦等。⑧
另一个讨论较多的问题是反清革命力量的建构问题。张皓描述了从南京光复到清帝退位这短短的数个月时问内，同盟会、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三方的政治关系，认为三方虽有反清的共同点，但各有利益取舍，因而无法形成合力，当袁世凯加入反清阵营之后，只能与之妥协。革命党人虽有美好的远景规划，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确立民主宪政的基石。欧阳跃峰对革命党人利用会党的问题作了新探讨，认为这是一个失误，会党不仅没有帮助革命党联系群众，还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各省独立后，会党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反对民主共和的反动势力。⑨李细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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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建平：《顺直咨议局与清末分权制衡体制的产生》，《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②关晓红：《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及运作》，《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③叶晓青：《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李志茗：《袁世凯幕府与清末新政》，《史林》2007年第6期。
④张小强：《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⑤崔志海：《端方与美商一桩未予诉讼的经济官司》，《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⑥朱东安：《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历史档案》2007年第1期。
⑦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⑧万保君：《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⑨张皓：《无法和谐的奏鸣曲——论同盟会、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了秋瑾被塑造为女性革命家形象的过程，揭示了清政府、舆论、革命党、学术研究、文艺形象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认为，“秋瑾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潮流的产物。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构建的基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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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细珠：《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三、民国政治史
对于在辛亥年间曾产生过重大政治
四、抗日战争史
在日本侵华罪行方面的研究，因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周年，因此有关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继续出版了第29—55册，其史料由日本、中国、欧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等四方面的资料构成。其中多数是首次在国内披露，如首次编辑了《遇难同胞名录》8册，收入万余名遇难者基本资料，对深入研究中国受害的具体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编辑者率先利用这些史料进行了研究。孙宅巍分析了南京各个慈善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埋尸情况，认为南京大屠杀后的埋尸记录，存在着交叉现象。这对于人们客观评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资料。④姜良芹、吴润凯通过对800余份市民呈文的研究，探讨了该史料反映的屠杀期间的人口伤亡、人员失踪、财产损失等情况，以及市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更全面具体地揭示了南京大屠杀对南京造成的社会影响。⑤
除利用上述史料的研究外，还有其他引人注意的成果。马俊亚依据1000多份汪伪赈务委员会的南京难民请求救济申请书，考证了南京大屠杀时平民受害状况，证实遇难者多为平民；日军的焚烧直接摧毁了南京的各类产业；屠杀后南京经济普遍凋落、物价飞涨以及遇难者家属心理阴影等情况。朱天乐通过实地考察与查阅文献，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一处原始实态遗址。⑥马振犊、邢炫考证了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反抗问题，认为虽然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几周内，南京军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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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孙宅巍：《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的重要价值》，《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⑤姜良芹、吴润凯：《从市民呈文看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⑥马俊亚：《难民申请书中的日军暴行与日据前期的南京社会经济(1937—1941)》、朱天乐：《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的发现与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影响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句政治口号，杨天宏重新诠释了它的出笼情景，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一口号，适应了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的需要，对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正是因为国民党的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泯，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虽然打击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但也阻碍了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向议会民主转型。②
对于袁世凯死后的政局变动，汪朝光考察了因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的矛盾而形成的府院之争，将其放在北京政治常态与异态的变局中加以研究，认为内阁主导本是北京政治的常态，府院之争则是北京政治的异态，而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压倒黎元洪，意味着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段祺瑞之所以能压倒黎元洪，关键的因素是武力。内阁由武人主导，政治由武力支配，又将北京政治导入另外一重异态之中。③张淑娟考察了1919年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在上海举行和谈之事，认为宪法问题是南北和谈的难点。《临时约法》自1912年颁布后，竟然维持了10年之久，被南北各方奉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但政治的运转实际早已超出和偏离了《临时约法》的制约，结果南北双方均为宪法危机所困扰，和谈亦以失败而告终。④
关于北洋时期的地方政制问题，有学者对巡阅使制度和省议会制度进行了个案剖析。刘迪香考察了热察绥巡阅使的设废及其军政职能，认为其设置既是军阀政治顶峰时期的表征之一，也是直系军阀实现其军事寡头政治的典型途径与方法，但在民国初年俄国策动外蒙自治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独特的军政合一体制对强化热察绥边区内蒙古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也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⑤朱英对1920年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齐耀琳案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指出苏省议会弹劾齐耀琳，虽与齐氏用人、主政不当有关，但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议会制度虽然建立，而议会应有的权威未能确立，加上议员素质的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齐氏被迫辞职，又说明省议会对监督和制衡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仍多少起到一定作用。⑥
在国民党派系研究方面，有多篇文章涉及。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3个月之后，被视为左派的武汉国民党也宣布“分共”。杨奎松认为，导致武汉国民党迅速由左转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虽然中共中央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因基层干部的缺乏，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干涉，导致工农政策的调整未能落实，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恐惧心理。⑦自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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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杨天宏：《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③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④张淑娟：《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⑤刘迪香：《热察绥巡阅使与民国前期特区军政体制探析》，《南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⑥朱英：《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案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⑦杨奎松：《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斗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金以林特别考察了宁粤对峙初期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指出当粤系人物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之际，唯有陈铭枢率领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为蒋介石分化粤系和稳定南京政局，立下了汗马功劳。①1931年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成为西南派政治领袖。罗敏在细致解读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的基础上，勾勒出胡汉民派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内部复杂关系及其矛盾心态，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进退失据之下，想借召开五全大会寻求出路，却最终几令西南派“散伙”。②
关于战时国民党党务工作，王奇生指出，在战时国共合作与竞争的背景下，国民党军队恢复了政工与党务工作，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政治工作只是军队的附庸，而党务工作又成了政治工作的附庸。作者还比较了同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军队党务工作，认为共产党确实做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由此可见，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在不同政党的运用下，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金以林描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港澳地区开展党务工作的历史过程，内容涉及人事纠纷、组织宣传工作的失误等；同时也提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国民党在香港打击日伪特工与汉奸方面仍然有所成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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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以林：《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②罗敏：《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③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金以林：《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四、抗日战争史
在日本侵华罪行方面的研究，因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周年，因此有关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继续出版了第29—55册，其史料由日本、中国、欧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等四方面的资料构成。其中多数是首次在国内披露，如首次编辑了《遇难同胞名录》8册，收入万余名遇难者基本资料，对深入研究中国受害的具体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编辑者率先利用这些史料进行了研究。孙宅巍分析了南京各个慈善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埋尸情况，认为南京大屠杀后的埋尸记录，存在着交叉现象。这对于人们客观评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资料。④姜良芹、吴润凯通过对800余份市民呈文的研究，探讨了该史料反映的屠杀期间的人口伤亡、人员失踪、财产损失等情况，以及市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更全面具体地揭示了南京大屠杀对南京造成的社会影响。⑤
除利用上述史料的研究外，还有其他引人注意的成果。马俊亚依据1000多份汪伪赈务委员会的南京难民请求救济申请书，考证了南京大屠杀时平民受害状况，证实遇难者多为平民；日军的焚烧直接摧毁了南京的各类产业；屠杀后南京经济普遍凋落、物价飞涨以及遇难者家属心理阴影等情况。朱天乐通过实地考察与查阅文献，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一处原始实态遗址。⑥马振犊、邢炫考证了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反抗问题，认为虽然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几周内，南京军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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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孙宅巍：《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的重要价值》，《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⑤姜良芹、吴润凯：《从市民呈文看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⑥马俊亚：《难民申请书中的日军暴行与日据前期的南京社会经济(1937—1941)》、朱天乐：《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的发现与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行了抵抗，但这些抵抗是分散的和无组织的。①王岚依据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指出不仅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确凿可信，而且在此前后，包括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也施行了屠杀暴行，被害平民多达50万人，作者称其为“泛南京大屠杀”。②
除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外，也有人研究了日本的侵华战略。臧运祜依据日本档案史料，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即已制定并实施了“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的华北政策基本形成；广田内阁期间，分离华北的政策全面确立；“七七”事变前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而这一政策是日本军部与政府的一致意志，也是日本局部侵华的依据。这说明日本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非偶然，不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的一个重要阶段。③鹿锡俊依据日本档案，考证了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侵华战争扩大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日本在战争初期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但它的实际行动却与这一方针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道路。在欧洲局势发生变化后，日本急于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问题的方向，进一步结盟德意，企图通过南进而一举多得，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与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④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2007年仍有一些文章涉及。步平阐述了战后中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分歧产生的背景、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和事实的言行；也与中日两国民众有不同的战争体验、战后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相关。要解决历史问题，必须针对其产生的原因，而不是进行“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具体的方法应该是相互交流与理解，其前提则是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有普遍意义的目标。作者还在为日本《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所著《检证·战争责任》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提出，该书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仅对个人的责任进行追究，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历史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也使人们看到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与矛盾”，“看到日本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⑤姜克实也分析了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除了政治立场之外，“无构造的历史观”、战后反省程度及片面的被害意识等，也是影响其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⑥米卫娜、申海涛作了一个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证研究，利用河北省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对战后河北省遣返日侨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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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振犊、邢炫：《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②王岚：《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③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④鹿锡俊：《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⑤步平：《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检证·战争责任>读后》，《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2期。
⑥姜克实：《日本人认识历史问题的症结》，《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⑦米卫娜、申海涛：《战后河北省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